公开资料显示，全球超130个国家宣布“碳中和”目标，超56个国家出台“碳中和”相关立法或政策文件。

2020年9月22日，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，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，2060年前实现“碳中和”。今年，“双碳”目标被写入了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

“碳中和”逐渐成为国际合作的最大公约数。2022年12月12日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、三菱商事（中国）有限公司主办“2022年中日碳中和论坛”在上海举行，主题为“中日碳中和互鉴：战略、政策与技术创新”。

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原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胡保林认为，中国降碳时间紧迫，从“碳达峰”到“碳中和”仅有三十年时间，期间面临诸多挑战，亦赋予发展机遇。

硬任务与硬约束并存

大力发展与降碳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。胡宝林认为，本世纪中叶，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大力发展随之带来能源需求的强劲增长，但当前的中国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。此种情况下，实现碳中和，必须降碳。如此“一升一降”对完成强国和零碳目标带来了极大挑战。

据公开报道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，约占世界排放总量的30%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6.9吨/人。

“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基本建立在传统能源资产上，特别是金融行业，大多投资电厂、油田、汽车、设备制造等。将来巨额资产有多数会因‘碳中和’遭到停产、限产、淘汰、退出，而受困搁浅。”胡宝林表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国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在上升。“中国的结构性转型已进入深水区，生态环境问题又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所留下的环境治理问题都是难解的，若再进行治理，边际成本自然上升，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也带来极大挑战。”胡宝林指出。

不仅如此，中国降碳的能源结构“先天不足”。胡宝林解释，中国的能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，化石能源占比高达84.7%，且大部分是煤炭，洁净化程度不高，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偏低，不足16%。

此外，绿色发展转型需要创新驱动，但中国在诸多领域受制于核心关键技术，例如大幅度减碳降碳技术等。

机遇与挑战并存。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显示，“碳中和”将为全球带来2.4%的GDP额外增长，并增加7100余个能源行业就业岗位。到2030年，全球绿色新经济将产生约26万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。

“实现‘双碳’目标，不仅会重塑中国的能源结构，还会对生态文明建设、经济社会发展转型、生产生活等带来巨大变化，给低碳零碳的新兴产业带来迅猛发展的机遇和经济增长点。”胡宝林认为。

加快调整经济结构

胡宝林建议，实现“双碳”目标的重中之重是加快调整经济结构，构建绿色经济体系。

首先，要对能源产业、交通、建筑等领域加大优化力度，释放潜能，推进各领域低碳绿色转型。还要大力发展低碳、零碳新兴产业，在加速高耗能、高污染产业淘汰时，构建起科技含量高、资源消耗低、环境污染少的新经济体系。

“中国必须要改变能源结构偏煤，技术储备偏少，时间窗口紧的现状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，冲破技术制约和绿色制约两大障碍，抛弃资源依赖，积极研发碳替代、碳减排、碳循环、碳回收等技术。”胡宝林进一步指出。

与此同时，应逐渐以新能源替代化石燃料，解决高碳结构问题。胡宝林表示，当前中国的水电、太阳能、风能发电累积装机规模居世界首位，若保持该势头，推动新能源大规模、低成本、高比例、市场化发展指日可待。

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耗的强度亦是实现“双碳”目标的关键之举。

胡宝林建议，在交通领域，加快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建设，例如充电桩、加氢站等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7年或世界第一，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352万辆。按此计算，持续性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，中国每年至少降低碳排放5千万吨。

在绿色投资方面，要健全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政金融体系，使绿色投资发挥更大效益。胡宝林介绍，目前中国的绿色贷款余额超11万亿，位居世界第一，绿色债券余额1万多亿，世界第二，在可再生能源、非化石能源等领域投资一直领先于世界，占全球1/3。

不得不提的是，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超50%，凸显了消费领域减碳、降碳的重要性。“‘碳中和’与每个人息息相关，需要动员激发亿万民众和利益攸关方，同心协力，变革落后的行为方式，树立绿色的消费理念，消费意识和简约低碳的消费文化，倡导绿色生活。”胡宝林指出。